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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馳天下——群書治要治國理政思想研究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鑒于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于是令魏征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繁擇精,編…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鑒于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于是令魏征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繁擇精,編輯此書。它的內容是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節選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晉代,擷取了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內容,共五十卷,五十余萬字。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鑒于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于是令魏征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繁擇精,編輯此書。它的內容是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節選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晉代,擷取了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內容,共五十卷,五十余萬字。
魏征稱《群書治要》是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經典。唐太宗讀《群書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他認為此書“廣博而切要”,特令繕寫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他自己更是日日閱讀,在總結閱讀此書的感受時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可見,該書不僅是魏征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
難能可貴的是,《治要》摘錄的內容有少數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傳,唯有《治要》保留了其精華內容,如《尸子》《昌言》《典論》《政要論》《體論》《典語》《傅子》《袁子正書》等,這使得《群書治要》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思想價值。
《群書治要》被日本遣唐使帶回日本后,成為歷代天皇、大臣共同研讀的經典。據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引《續日本后記》載,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直道宿稱廣公讀《群書治要》;日本《三代實錄》亦云:“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讀《群書治要》”。正如林信敬在“天明本”《群書治要》序中所言:“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
《群書治要》相對于《資治通鑒》而言,更加“廣博而切要”,但卻鮮為人知,因其至宋朝就已經在中國失傳。公元13世紀,《群書治要》在日本被發現,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鐮倉時代(1192-1330年)日本人手寫《群書治要》,因此得以傳世。清嘉慶年間,《群書治要》(天明本)回傳至中國本土。民國年間,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以天明本《群書治要》為底本影印出版。此書雖重返中國,但傳入之時沒有引起清王室的重視,后又因戰亂頻繁,少有學者深入研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原駐日大使符浩先生,也從日本皇室獲贈一套天明版《群書治要》,由呂效祖先生等對其。點校考譯,著《<群書治要>考譯》。2001年,習仲勛先生親為題詞“古鏡今鑒”。2012年,劉余莉教授主編的大型叢書《<群書治要>譯注》由中國書店出版,補錄亡佚之《春秋左氏傳》(上)及《漢書》首尾兩卷,并對全書注解翻譯,是迄今對《群書治要》注譯最為詳盡之書。
劉余莉教授近年來致力于《群書治要》的研究與弘揚。據不完全統計,《習近平論治國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來自《群書治要》的有82條。她認為,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命題都可以從《群書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淵源。例如:
《群書治要》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賈子》)“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六韜》),對于領導干部更好地承擔起對人民的責任、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群書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禮記》)、“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政要論》)、“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國家正,國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證明了“打鐵還需自身硬”是來自歷史經驗的傳統論斷。
《群書治要》中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周書》),對于落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號召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群書治要》中的“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管子》)、“古之所與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漢書五》)“負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于領導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道理。
《群書治要》中的“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弗亡”(《尚書》)“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政要論》)“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漢書》)“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晉書上》),有助于領導干部深刻認識“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重要性。
《群書治要》中的“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孫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典語》)“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賜期于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昌言》)“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尸子》)對于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群書治要》中的“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典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有助于我們堅定反腐敗的決心、堅持貫徹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劉教授在本書中系統研究了《群書治要》的德政論、師道論、文化論、憂患論、民本論、重農論、盛衰論、觀人論、得人論、用人論、失人論、外交論,并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些思想與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思想的內在關聯,即探討了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思想的歷史文化淵源問題。相信這本專著的出版,對于繼承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深入理解中國式管理的精髓、汲取中華傳統圣賢教育的經驗、堅定文化自信、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乃至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相信讀者定會從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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